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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娱乐去澳门|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发现了多处错误

2020-01-11 18:08:42
[摘要] ▲图片来自网络陕西历史博物馆在我国博物馆界的名气之大、地位之高、影响之广是不言而喻的。一器三名,三名均误。▲陕历博官网上的错误,位于馆藏精品栏第23页。▲《神韵与辉煌:青铜卷/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第192页。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饼总数比陕历博收藏的多出了66枚,已经刷新了这一纪录。

永利娱乐去澳门|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发现了多处错误

永利娱乐去澳门,▲图片来自网络

陕西历史博物馆在我国博物馆界的名气之大、地位之高、影响之广是不言而喻的。

“陕西古代文明”是陕历博最具代表的展览之一,这个展览占据了博物馆主体建筑的三个展厅,以时代为序列共展出3002件(套)特色精品文物,这些文物所构成的历史几乎涵盖了距今万年以来的中国古代史全过程。正是因为这得天独厚的历史与文物资源,吸引了不计其数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

▲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在展陈中也不乏有瑕疵、错误之处,亦是数年未改。我在这里只列举部分实例,愿能以证视听。不足之处敬请方家、读者指正。

这件原本应命名为“车軎”的西周青铜车马器,陕历博在展柜里的说明牌上命名为“车辕”,在官网上命名为“车辖”,在其公开出版物《神韵与辉煌:青铜卷/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陕西历史博物馆编纂,三秦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又命名为“辕首饰”。一器三名,三名均误。

▲陕历博官网上的错误,位于馆藏精品栏第23页。

▲《神韵与辉煌:青铜卷/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第192页。作者供图。

“辖”与“軎”配套使用,“车辖”的形状类似一个有首的窄条状销子而西周的“车軎”多呈上粗下细的圆柱状,将“车辖”插入“车軎”的通孔中,用来固定马车车轮的车轴头,每辆马车都有一对辖軎。

陕历博在展的这件“车軎”,通高11厘米,纹饰十分独特,正面上部是一个人头,下部为一张醒目的兽面,背面是一个作蛙伏状的人,此人披发,着短裤,背上刻绘一对似鹿的动物纹样。

学者推测这件车軎上的人物可能是“断发文身”的荆蛮人形象。

“平州”尖足布为战国时期货币,其平首,平肩,平裆,尖足。钱币正面自左向右有两个凸起的铭文“平州”二字。博物馆的说明牌上将其错标为“‘共’字钱”。

尖足布最先由战国时期的赵国开始铸造,后来影响了邻国的一些地区也采用这种货币形制。

“平州”是古地名,根据《中国钱币大辞典》的说明,“平州”为战国时期魏国地名,大致在今天的山西省介休县一带。

与“平州”类似的尖足布还有同一时期的“平周”,普遍认为其为魏国货币。

不过,对“平州”与“平周”的关系,以及其所属国家和具体制作地仍有争论,但是这并不应该影响对陕历博在展的这件“平州”尖足布铭文的正确判断。

我一说“'君忘忘'镜”这个名字,想必陕历博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也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吧。

这面西汉铜镜存世量不大,博物馆的说明牌上将其命名为“连弧夔龙纹镜”,可惜的是这面镜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夔龙纹”,如果将其命名为“连弧镜”,虽说不准确,却也不能为过。

此镜圆形,圆钮,连珠纹钮座,钮座向外依次环绕一周凸弦纹宽带和一周内向的八连弧纹带,最主要的是其外环饰一周三十六字的铭文:

“君忘忘而失志兮,忧而使心臾者,臾不可尽行,心污结而独愁,明知非不可处,志所欢不能已。”

铭文的大致意思是哀叹不得志而疲惫,忧伤使内心痛苦、烦闷,明知道情势不好,但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一贯心意。

这面铜镜的铭文无论从语言形式还是思想内容都带有浓郁的“楚辞”色彩,是汉镜铭文中的佳作。

根据有铭铜镜的命名习惯,如“'尚方'镜、'昭明'镜、'铜华'镜”等等,这面铜镜正确的命名应该为“'君忘忘'镜”。

西安市未央区谭家乡东十里铺村出土的西汉金饼共计219枚,说明牌上写道:“是迄今汉代金饼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次”。

然而,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一纪录已经被打破,这句话在说明牌上传达的是过时的错误信息。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2015年12月24日为止,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饼总数已达到285枚。经专家确认,海昏侯墓发现的金饼数量之多为汉墓考古史上之最。”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饼总数比陕历博收藏的多出了66枚,已经刷新了这一纪录。

从这件小事上来看,需要博物馆工作人员应多关注考古、文物的最新动态以及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及时更换观念。

彩绘胡人俑高41厘米,红陶质,表面彩绘。

俑为胡人形象,深目高鼻,络腮胡须,头戴幞头,身着圆领窄袖开胯袍,腰系带,穿长裤,足蹬靴,左手提袍角,右手叉腰。

说明牌上将其命名为“彩绘胡人文吏俑”,不知哪里体现了此俑的“文吏”身份?“文吏”顾名思义是文职的吏,从这件陶俑的装饰风格、人物动态来看,其身份应该不是“文吏”。

这类胡人俑在其他唐墓中也有出土,依我拙见,推测其身份为“牵马俑或牵驼俑”较为合适。

这件彩绘胡人俑是开门见山的唐代之物,可是说明牌上偏偏又写着“唐麟德元年(664年),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的说明,此则大误。

据墓志记载,郑仁泰的生卒年是公元601年至公元664年,这一时间段正值唐代初期。

我们将这件彩绘胡人俑与郑仁泰墓出土的其他陶俑作比较,会发现两者的艺术风格迥然不同。

这件彩绘胡人俑的风格指向唐代中期,可以肯定此俑绝非出自初唐的郑仁泰墓。

这件“玛瑙杯”,博物馆的说明牌将其命名为“玛瑙臼”,为何不可这样命名?

原因在于:这件“玛瑙杯”出自何家村唐代窖藏的一件莲瓣纹提梁银罐中,银罐的盖子内用墨书明确书写了“玛瑙杯二”的铭文。

一般来说,文物的定名原则为首先尊重自名,就是说文物铭文中对这件器物有称谓的,应该还以它原来的名字给它命名。

再者,“臼”字用于这种玛瑙长杯上也本来就不合适,“臼”是捣物用的器具,“杯”是盛酒、水等液体的器具。

因此,这件玛瑙杯命名为“玛瑙杯或玛瑙长杯”才是尊重历史和客观事实的。

这件玛瑙杯,材料、造型均源自西域,曾在中亚地区十分流行,它是唐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珍贵证物之一。

这两只陶羊,博物馆的说明牌上把原本的唐朝错标为“元”。

这两只陶羊均为模制,红陶胎,表面彩绘。羊呈卧姿,昂首挺胸,羊角后卷,身体饱满。

从时代气息和造型风格判断,为唐代墓葬陪葬六畜之一的陶羊模型。

这类唐代陶羊出土有一定的数量,可以进行同类比对,准确判断其年代并非难事。

青釉银釦葵口碗,通高7.3厘米,直径16.2厘米,2006年蓝田县吕氏家族墓出土。

碗内外施青釉,作六曲葵口形,六曲出脊,葵口镶银釦。弧腹,平底,圈足,足底刮釉露灰胎。

它的说明牌上有错误两处:

第一处是把“银釦”错标为“金釦”。

陕历博是收藏有吕氏家族墓出土金釦碗两件的,其均为五曲葵口,而展柜中的这件银釦碗则为六曲葵口;再者,金与银的色彩差异明显,银釦碗由于银釦氧化而略微发乌,倘若是金釦则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因此这件青釉碗应该为“银釦”。

第二处是将“釦”字错标为“扣”。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明确指出“釦”的含义是:“金饰器口,从金从口,口亦声。”这里提到的“金饰器口”中的“金”是黄金、白银、青铜的统称。

在釦器文物中,我们也可以见到金釦、银釦、铜釦三种不同的类型。

故而,“釦”字为釦器类文物的专用字,虽说“扣”字也有用圈、环等东西套住或拢住的意思,但用在釦器类的文物命名上是不可取的。

这件“青釉银釦葵口碗”,亦可称为“银釦青釉葵口碗”,或更详尽的“青釉银釦六曲葵口碗”等加上具体词的形容,同样合情合理。

另外,再补充一点,说明牌上定其时代为“宋”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此碗的来源是吕氏家族墓,伴随此碗出土有明确的纪年铭文器,可以断定其更加详细的时代是“北宋”,这样则更加准确,更能拉近观众的历史感知。

这两件文物的说明牌是张冠李戴,佛像前放着“三彩观音像”的说明牌,观音像前放着“三彩佛像”的说明牌。

判断一尊菩萨是否为观音菩萨,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看菩萨所戴宝冠的中央是否坐着一尊小“化佛”,如果有尊“化佛”,则可以基本肯定这尊菩萨是观音菩萨了。

这尊清代自在坐观音像就具备这个特点。

这件明代三彩佛像是典型的释迦牟尼佛造像。

此造像结跏趺坐于“工”字形须弥座上,开脸庄严饱满,身着通肩袈裟,右手施触地印,左手施禅定印,身光中央有一列凸起的铭文“万历十二年五月吉日造”。

从铭文可知此佛像制作于公元1584年,这不仅为断代提供直接依据,也因此而成为这一时期釉陶质佛像的标准器。

上述错误为什么会出现,又为什么得不到及时的更正?

客观的讲,错误在所难免,但是及时发现并更正才是最好的弥补措施。不要让承载着历史文化的文物蒙羞,也不要让渴望求知的观众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

博物馆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高级配置,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代表。办好博物馆事业,对中国梦的实现和民族伟大复兴意义深远,愿我们一同为此而努力。

注:本文未注明来源图片,均由作者于2017年3月16日拍摄。

作者:刘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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